我是生在旧社会,长在红旗下,亲身经历了祖国从站起来,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,经历了我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三个翻身的巨大变化。翻身不忘毛主席,幸福不忘共产党。

  “上海道”见证我家政治翻身

  1945年1月我出生于固始县东北偶丰港乡一个贫穷农民家庭。一岁多时,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,拉“壮丁”把我父亲关押在固始县城“上海道”(现番城办事处家属院),不让我爷奶亲人看望。填补到伪51军不久,父亲便冒着生命危险逃走了。国民党军到丰港我家办“逃兵”,父亲有家不能归远走他乡艰难度日。我家被办“逃兵”雪上加霜,度日如年。瘦小体弱的我又染重疾,九死一生,落下了哮喘、耳聋两个病根。

  1948年拨开鸟云见晴天,刘邓大军解放了我的家乡,父亲得见天日回来了。他苦大仇深,积极参加剿匪反霸,打土豪分田地斗争,当上了民兵中队长,后又被乡亲们用“搁豆子”方式选上了小乡乡长,参加了革命队伍当上国家干部。

  1984年我被城郊乡党委抽到党委办公室工作,办公室就坐落在“上海道”旧址。1985年我被党和人民选为城郊乡政府副乡长,组织上给我在乡政府家属院安排一套住房(现番城办事处家属院,原“上海道”旧址)。2005年退休后,组织上又明确我为家属院管理小组负责人。新旧社会两重天,父亲在“上海道”蹲黑牢连亲人也见不到,我在这地方当家做主人,“上海道”见证了我家政治翻身。

  “家电”见证我家经济翻身。

  解放前,我的家乡十年九淹,交租后家里所剩无几,办“逃兵”后家境更是一贫如洗,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  解放后,我家分得了田地、农具,党和政府又治理了淮河,改观了“十年九淹”,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穷苦人们过上安稳好日子。

  改革开放40年,我家日子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1980年秋包产到户,爱人和孩子在生产队承包四亩多责任田,1981年夏季4亩多小麦收获2500多斤;秋季4亩多水稻又喜获丰收4000余斤,开荒种红麻收入100多元,爱人从事缝纫副业收入100多元,我的工资1年600多元,家庭全年收入1500多元,比联产前翻了一番。

  1985年爱人开班裁缝铺,路边开了石灰销售点,当年全家经济停收入万余元,比刚联产时翻了六七倍。

  现在,我家住上了楼房,电视机、电冰箱、电脑、洗衣机、烧饭电磁炉、电饭煲、乘凉空调、电风扇、出行电动车、洗澡电热水器、智能手机人手一部,生活见证我家经济翻身。

  “网络+”见证我家文化翻身

  我父亲没有文化,参加工作后被送到干部扫盲班(党校)扫盲,他发奋让我们好好读书学习,为翻身穷人争气。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,1955年我在家乡上小学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,连续被评为“好学生”,1957年在城关西街小学千人大会上代表优秀少先队员发言;1962年1月在固始一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1963年登固始团县委光荣榜在全县广泛张贴宣传;1965年考上大学,成为十里八村被人羡慕的大学生,也是我家第一个大学生。

  在职期间,为了提高工作水平,业务能力,更是注重学习。退休后也不甘落后,努力跟上新时代加强学习。2007 年我家买了电脑,不会我就又报名上电脑学校,与年轻人一样在西亚旁新世纪电脑学校学习一个月。结业后开始畅游网络,看新闻、听音乐、上QQ、学网购。近几年,我又爱上了智能手机、支付宝、微信、滴滴出行、网上订火车、汽车票,手机上预约名师名医专家号,我家人老三辈都会上网,“网络+”见证了我家文化翻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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